廣東廉江廣泛選聘人民調解員并進行年度考核，優(yōu)秀案例可獲3000元獎勵

　　“東方一枝花”能否常開不敗(議事會·多方議事　推動做事)

　　參與嘉賓

　　黃海波：廉江市政法委副書記、市司法局局長

　　李亞勝：羅州司法所所長、專職調解員

　　葉華鳳：新南社區(qū)黨支部書記、兼職調解員

　　溫明秀：廉江市婦幼保健院副院長、處理醫(yī)患糾紛負責人

　　謝建社：廣州大學教授、社會學博士

　　新聞故事

　　標志著人民調解工作全面步入法制化、規(guī)范化軌道的《人民調解法》施行已近一年。這種被稱為“東方一枝花”的司法民主方式在傳統(tǒng)社會曾發(fā)揮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
　　然而，隨著社會發(fā)展變遷，人民調解員的工作范圍不再限于傳統(tǒng)的“民間借貸”“婚姻糾紛”，因拆遷、土地征用等引發(fā)的各種矛盾中，也常有他們發(fā)揮的空間。

　　日前，廣東廉江市塘蓬鎮(zhèn)有兩個村莊因山嶺土地糾紛，雙方組織人員準備械斗。一觸即發(fā)的關鍵時刻，一個在村中極有威望的老板黃廉奎從北京及時趕回，緩解了雙方對抗情緒。最終，通過多方努力，兩村握手言和，一場潛在的群體性事件被成功化解。

　　作為廣東西部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的縣級市，廉江面對的各種糾紛逐漸呈多元化、復雜化、群體化的趨勢，而且專職工作人員和所轄人口不成比例。為此，廉江積極引導公眾參與，特別注重從基層干部、教師、有威望的老板、村中年長者等中選聘兼職調解員。目前，盡管廉江市僅有100多人的專職調解干部，但人民調解員隊伍卻已多達4724人。

　　廉江對人民調解員實行一年一聘，并在年終進行考核，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續(xù)聘。財政出錢，每調處成功一宗糾紛，給予調解員50—100元不等的獎金；每年還評選100宗“優(yōu)秀調解案件獎”和若干“優(yōu)秀調解員獎”，每案(每人)給予3000元的獎金。

　　去年至今年10月，廉江的調解成功率達97.1%。市委書記何鑫說：“基本實現(xiàn)了‘小問題不出村(社區(qū))、一般問題不出鎮(zhèn)(街)、疑難問題不出市(縣)’，矛盾糾紛的化解工作呈現(xiàn)出‘倒金字塔’式良性發(fā)展的態(tài)勢。”

　　廉江的這些做法，在一定程度上對《人民調解法》有所突破。這是否能夠成為人民調解制度未來發(fā)展的方向？

　　議題①：復雜利益格局下的傳統(tǒng)和新生矛盾，傳統(tǒng)調解方法能有多大作用？

　　黃海波：廉江160多萬人口，78%的人生活在農村，有7個鎮(zhèn)在兩廣交界處。傳統(tǒng)的山林土地、征地拆遷矛盾沒有減少。比如當年山頭沒人要，產權登記又混亂，常常“一女嫁兩郎”，現(xiàn)在山頭值錢了，大家都搶著要。很多新型矛盾又產生出來，境內高嶺土、金銀、河砂等礦產資源，又滋生出許多產權糾紛、勞資糾紛。

　　有了矛盾，第一時間沒有發(fā)現(xiàn)解決，就會“小事拖大，大事拖炸”。但這么多矛盾，靠政府、靠公務員單打獨斗肯定是不行的，為什么不能調動人民群眾的力量，實現(xiàn)群防群治呢？實際上，創(chuàng)新社會管理，不僅是中央的要求，更是我們基層治理的現(xiàn)實需要。

　　李亞勝：矛盾調處，我們是專業(yè)，當然還是要以我們?yōu)橹髁?。但新形勢下，完全依賴我們這些傳統(tǒng)力量肯定是不行的，因為社會越來越復雜，我們的力量還是那么大，并沒有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而擴充。有了人民調解員，我們的專、兼職隊伍擴大到120多人，力量就強多了。

　　前幾天，有一戶人家的煙囪正對著后面人家的窗戶，為此兩家鬧得不可開交，各聚了十幾個人準備“開戰(zhàn)”。幸虧當地居委會一名兼職調解員通報消息。我們連續(xù)做了三次工作，才解決了問題。還有很多事也都是兼職調解員第一時間出來勸解。他們搞不定的重大糾紛，才會到我們這里，壓力自然就小得多。

　　葉華鳳：我們的優(yōu)勢是長期生活在農村、社區(qū)，人數多，來自各行各業(yè)，能夠及時發(fā)現(xiàn)、排查矛盾糾紛隱患。一些小矛盾、小糾紛，我們就現(xiàn)場做工作，因為有些知識、有些威信，跟當事雙方又都是老熟人，說出話來他們信服、聽得進去，有時候比穿著制服的干部、民警還管用。

　　謝建社：在我們現(xiàn)行的行政、財政體制下，中央和地方，上級政府和基層之間的編制分配、人員配備、支出財力是嚴重倒掛的。下面干具體事情的政府、機構既缺錢又缺人，不僅矛盾糾紛無法第一時間發(fā)現(xiàn)、調處，大量民生事務也無力去兌現(xiàn)、落實；而民生事務不落實，公共服務不到位又導致群眾新的不滿，生出更多的矛盾。這種體制，已與改革開放以來利益格局日益復雜，矛盾日益多發(fā)、頻發(fā)的局面很不適應了。

　　在體制性矛盾一時難以改變的情況下，引入社會力量是對有限政府資源的一個很好補充。這也符合將來“小政府、大社會”的發(fā)展方向。也就是說，把大量可以由社會承擔的事務轉移到社會組織、人士手中，政府借機轉變自身職能，變親自辦為監(jiān)督、規(guī)范。

　　議題②：與以規(guī)則為導向的司法調解銜接，人民調解員是否給力？

　　葉華鳳：很多矛盾涉及到法律政策，我們平時要抓住一切機會，跟群眾多做普法教育、政策宣傳。知法懂法的人多了，按章辦事的人多了，矛盾自然就少了。

　　但跟專業(yè)調解員比，我們的弱項在法律政策。現(xiàn)在國家出臺的法律一年比一年多，還有很多相關的法規(guī)、司法解釋，各級政府也出臺很多規(guī)章制度、紅頭文件，最基層的工作者要都知曉這些，難度很大。

　　溫明秀：我們作為醫(yī)患糾紛的一方當事人，也是被調解人，經常面對患者對醫(yī)院診療的質疑。這其中當然有一些合理的訴求，但也有不少問題是因為對專業(yè)診療知識和醫(yī)療制度規(guī)定的不了解。由我們來給患者解釋這些東西，他們往往聽不進去，覺得是醫(yī)院在糊弄他們。如果有懂這些的人民調解員來給他們講，相信效果會好得多。

　　謝建社：改革開放以來，利益格局復雜化、社會治理法治化?，F(xiàn)在的調解員，已不是改革開放以前那種“調解主任”的形象，只要有威信、擅講理，會做“和事老”就行，而是在文化知識、法律政策、調解技巧三個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?，F(xiàn)在基層很多的矛盾都是緣于對法律政策的不了解，如果調解員光會“和稀泥”，卻不能在誰對誰錯上做出專業(yè)解釋，就很難令人信服。

　　黃海波：我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，所以對人民調解員，都實行崗前培訓、持證上崗的制度。在平時的工作中，每年把他們集中上來，搞一兩次的培訓；同時我們市司法局農村維穩(wěn)律師團有8名執(zhí)業(yè)律師，他們也抽時間下去給基層調解員講課。但這些還是肯定不夠的，調解員水平素質的提升，也是個長期的過程。

　　謝建社：廉江市應該在制度上做專門的安排，比如建立調解員定期培訓的機制、基金，規(guī)定培訓內容、目標，考試的標準；還要有退出的機制，培訓不達標后，能不能解聘，怎樣解聘。

　　議題③：兼職調解員是否值得投入更多并作為一個職業(yè)生涯來規(guī)劃？

　　謝建社：廉江聘用人民調解員，有沒有工資，有沒有其他激勵機制，這是關系到人民調解員制度能否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問題。

　　黃海波：是的，對于擔任調解員的群眾來說，光靠個人責任感、靠思想教育做得了一時，做不了一世。市場經濟條件下，還是要有穩(wěn)定的利益回報。廉江因為是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，財政緊張，所以還沒有完全建立起健全的經費投入保障機制。在這一塊，市里去年給了4萬元，今年看我們工作做得有成效，一下子提到了30萬元。

　　雖然經費增加了很多，但調解員的聘用、培訓、獎勵，全部都從這里出，分攤下來，就捉襟見肘了。比如培訓，每年組織人家來開一次會，每人給個50元，近5000人一下子就去了25萬，所以要組織系統(tǒng)化的培訓，根本不可能。此外，市里每年解決幾十萬的經費，作為年終評優(yōu)獎勵，評那么幾十到一百個優(yōu)秀調解員，其他大多數調解員就拿不到了。

　　溫明秀：我們切身感覺到，調解員對我們社會的意義很大。如果沒有把好關，沒能阻止一宗群體性事件或大規(guī)模的越級上訪，處理這個事情要花的錢可能多得多，幾十萬一百萬未必搞得定。與其把這些維穩(wěn)經費花在事后救火上，不如花在人民調解員身上，變成事前預防，可能花得錢更少，效果更好。

　　黃海波：我們也希望，能給調解員發(fā)固定報酬，不要多哪怕每人每月50元、100元也好。現(xiàn)在我們市政府已經在研究，爭取明年把人民調解經費列入財政預算。另外，我們也要打開一個向上的通道，對工作出色的人民調解員，由市司法局向組織部門推薦使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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