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海南日報記者陳耿特約記者黃良策
編者按
古代書院的創(chuàng)立,最初的功能是“講學”,兼容并蓄,允許各家學說發(fā)言,自由辯論,且以民間辦學為主,如宋代的“白鹿洞書院”等;受功利主義影響,書院后來的功能逐漸向“考課”發(fā)展,重在考取科舉功名,且以官方倡導為主,像清代康熙年間創(chuàng)建的瓊臺書院。
海南歷史上的書院不勝枚舉,“講學式”的書院并不多,其中以明代文昌的“玉陽書院”為翹楚,難能可貴的是,它還是一家官方主動創(chuàng)辦、民間積極參建的書院,邀請了當時和后世都認為是學界“大咖”的王弘誨、王塘南和許子偉等人前來講學。
進入清代,玉陽書院一度遷建,先后更名為至公書院和蔚文書院,曾經多次重修和擴建,到1869年,添建一座正廳后,成為海南歷史上唯一一的五進式書院。該書院還是海南歷史上唯一擁有專志《蔚文書院全志》的書院。
粉紅的墻體,灰黑的瓦頂,青色的瓦當,依傍小山而建,拾級而上,玄武巖的臺階,精美的木雕,有中庭,有前院,有后堂,有后院,有尊經閣,還有花草樹木散布其間……位于文昌市區(qū)孔廟和文昌閣右側的蔚文書院舊址,雖居鬧市,卻很寧靜祥和,就像是一座小型的園林。
今天的蔚文書院,早就喪失其創(chuàng)立之初的講學功能,成為與孔廟和文昌閣合一的景區(qū),而其名稱則先后經歷了“玉陽”和“至公”,“蔚文”一名反而得之較晚。
玉陽書院平面圖。 (《蔚文書院全志》插圖)玉陽書院▎獨領風騷
“玉陽書院,在縣北門外文昌閣之右。萬歷乙未年,知縣賀沚、邑紳林有鶚、林有鳴、曾應期等捐貲創(chuàng)建。立會,講學,課文。置田收租,以供修理、辦祭。后地震,崩壞,林有鶚、林有鳴重修體仁堂、文在茲坊,復捐田以足公費。”清康熙《文昌縣志》簡要記載了該縣有史以來的第一家書院。
倡首建書院的知縣賀沚是江西廬陵(今吉安)人氏,明萬歷甲午年(1594年)到任,第二年就與文昌士紳一起在縣城西北面的玉陽山腳下創(chuàng)建玉陽書院,第三年落成。以病乞休回籍的定安進士、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,瓊山進士、戶部給事中許子偉和縣令賀沚等人撰聯多副。
王弘誨寫下:“道貴審幾、舜跖兩端宜早辨,學求先覺、圣在一念慎初分?!?/p>
許子偉寫道:“政者正也、一正能開眾正、傳無欲正印、永端政本,仁者人也、眾人元屬一人、提有覺人寰、廣播仁風。”
賀沚也有兩聯,其中之一為:“智水仁山、一派淵源歸瀚海,禮門義路、千年文教在昌陽?!毕侣撨€道出了書院的舊址是在玉陽山的南麓,因為古人將“山南水北”稱為“陽”。
玉陽書院建成后,確立了講會制度,重在講學,允許不同學派講學,具有初代書院的教學特點,是一家典型的“講會式”書院,與注重日課、月考的“考課式”書院截然不同。于是,玉陽書院吸引了瓊州各地著名學者百里赴講,士人學子更是趨之若鶩。
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胡素萍教授告訴記者,玉陽書院實行開放式教學,廣邀名賢到書院講學,王弘誨就曾經前往書院講“心學”,主張“養(yǎng)心莫善于寡欲”;許子偉因彈劾權貴,一度被貶到貴州銅仁府,歸籍養(yǎng)母后,也曾到玉陽書院講學。
據清嘉慶己卯年(1819年)初版的《蔚文書院全志》記載,當時來書院講學的“蔬粥相對,累月不輟”,鄰縣不少士民也有慕名參加講會的;講學多采用問難論辯式,來者自由發(fā)言,“或據自得而示真宗,或問難而析疑義。要以自識本心為功,而支離污漫一切黜焉,學者翕然從之”;到會聽講的既有草野之民,農夫百姓,也有當地總角童子,一時觀感,四方風興。
“學者講會,對書院的興盛有不小的影響。”胡素萍說。
1596年九月,王弘誨主持講學時,主張“崇實修,黜虛談”,講學之余,對玉陽會友講了6條“會語”,相當于立下了講學、求學、為人、處世的規(guī)矩:“學者且講工夫莫講本體,且立名節(jié)莫立門戶,且求自信莫求人信;學者須先立定,必為圣賢之志;德業(yè)、舉業(yè)原自合一;格物,即諸說皆可相通,猶云知之所至,行亦至焉;學道者如登山,然開眼見山非不了了;君子之道只闇然,日章盡之彼;大學問?!?/p>
知縣賀沚還邀請其老師王塘南前來講學。王塘南是明代“心學”大師王陽明的弟子。王陽明去世后,他的門生紛紛建立書院,傳播“王學”,一些弟子在江西吉安建立了“西原會”,王塘南曾在西原會的體仁堂講學,使得王陽明的學說進一度向南傳播。
賀沚本人也精通王陽明的“性命之學”,每月都會親臨書院,“一日課文,二日會學”,與學者們過從往來,問道論學,關系極為親密,被學者視為知音。許子偉曾在講學后賦詩:“好筑山堂深未深,籃輿便得兩登臨。共尋勝日無邊景,時訪先天一點心。苗發(fā)雨翻新作浪,枝頭鳥宿故知音。乾坤不惜明開眼,紅紫東風自古今?!?/p>
“官員和學者之間的競相烘托,使玉陽書院一時間聞名遐邇。”胡素萍對玉陽書院的評價極高,“在史籍記載中,海南形成講會制度的書院很少,就此而言,玉陽書院在同時期的海南書院中,可謂獨領風騷?!?/p>
然而好景不長,10年后的萬歷三十三年(1605年)“瓊北大地震”,作為海南史上破壞力極大的自然災害,給后世留下了海南最大的潟湖——東寨港,當時還有不少民眾傷亡,大量建筑倒塌,玉陽書院也未能幸免。
好在林有鶚等鄉(xiāng)紳又熱心捐資,重修了體仁堂和文在茲坊,并繼續(xù)捐田,充實書院資產,以保障后續(xù)經費?!段滴臅喝尽酚涊d,明代民間捐置和官方撥置給玉陽書院的田畝,共有四莊(每莊從十幾畝至幾百畝不等)之多。
原任知縣賀沚還專門寄來“助工銀”八兩,時任知縣馮虞廷也捐銀十四輛,樂會(今屬瓊海)知縣劉海禹也助銀三兩,幫助重建書院。
在晚明時期,玉陽書院走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輝煌歷程。
遷入城內的至公書院平面圖。 (《蔚文書院全志》插圖)
至公書院 ▎遷入城中
進入清代,朝廷最初對書院采取抑制政策,直到康熙時期,各地才開始新建和修復書院。
各種《文昌縣志》的記載顯示: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,文昌知縣何斌奉朝廷之命,在文昌閣內設立義學。20年后,鄉(xiāng)紳云在青捐資遷建文昌閣,同時將玉陽書院遷建于文昌城內,也就是現在的位置。
到了雍正九年(1731年),知縣梁繼世將義學和書院合二為一,并更名為“至公書院”。
與清代全國各地的絕大多數書院一樣,這家書院已不再以講學為主,而是組織學子專習舉業(yè),以考取功名,失去了原有的辦學特色,幾乎與官學和科舉制度融為一體了。
記者近日尋訪海南書院舊址時,一度想重上玉陽山,一探玉陽書院遺跡,于是跟文昌市博物館館長黃志健聯系,得知他2011年就去找過,當時還遇見了一位102歲的鄭姓老人,老人說沒有見過書院遺址,黃志健也找不到任何遺物,只好悻悻而歸。
蔚文書院后院是個三合院。 海南日報記者 李幸璜 攝 1869年,蔚文書院擴建為海南歷史上唯一的五進式書院。(《蔚文書院全志》插圖)蔚文書院 ▎五進式書院
嘉慶九年(1804年),廣東學政姚文田視學粵東,來到文昌。此時,書院遷入城中已近百年,部分建筑坍塌,官方將書院改建在學宮的遺址上。
據咸豐《文昌縣志》記載,當時的建筑格局為“講堂三間,堂下左右翼兩廊,前為大門三間,大門下左右兩廊,豎師生同甲坊于大門前廊下正中。又前為照壁,砌杏壇篆字碑于墻中。嘉慶九年平基時,得南開路門,通于崇儒門。講堂后為堂三間,后堂下左右翼兩廊,后堂之后為尊經閣,廚房在講堂之兩旁。”
書院面貌煥然一新之后,有遠見的人都預測將來會“人文蔚起”,因此改名為“蔚文書院”。據《海南古代書院》一書介紹,書院保持了大多數書院的建筑特點,具有祠堂和廟宇的特點,其院舍形式為四進式,中軸建筑共4座,面南背北依次為大門、體仁堂、崇祀堂和崇正樓。
不斷再版的《蔚文書院全志》還記述,后來在同治八年(1869年),蔚文書院又增建一座正廳,院舍擴建成五進式。蔚文書院因此成為海南歷史上唯一的五進式書院。
胡素萍教授認為,與海南的其他書院相比,蔚文書院有三個特點:一是書院歷史延續(xù)不斷,歷經明清兩代風風雨雨,是書院中的佼佼者;二是師資力量強,王弘誨、許子偉等海南名師曾在此講學;三是建制完備,具有中原地區(qū)書院的共同特征,在古代海南書院中一枝獨秀,對儒學、理學在海南的傳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
20世紀初,所有的書院都改為新式學堂,蔚文書院走過300余年之后,終于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。
【特別鳴謝: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為本文寫作提供參考資料。】
蔚文書院現存的建筑沿襲了瓊北傳統(tǒng)建筑的風格。 海南日報記者 李幸璜攝
文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
1594年至1599年,江西人賀沚在文昌當了6年知縣,不但創(chuàng)建了玉陽書院,振興了當地教育事業(yè),還做了大量利縣利民的實事、好事,淳化了民風,連牢獄里都長了苔蘚。據清康熙《文昌縣志》記載,文昌因此有了“海外鄒魯”的美譽,而賀沚也頗受后世好評——“蓋邑之第一循良也”,是有史以來口碑最好的縣令。文昌父老對賀沚的感念,以及他對文昌的情感,延續(xù)到他離任之時,甚至是致仕之后。
誠然,縣志和府志對賀沚的記述都很簡略,只言片語,難以窺見全貌。好在同時期的定安進士、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和瓊山進士、海瑞學生許子偉,都跟賀沚有過交往,并留下幾篇文章,藉此可以得知賀沚的行略和性情。
讓我們借著王弘誨的《賀令君生祠碑》一文,將歷史回放到1599年,賀沚被提升為蘇州同知,離開文昌的那一刻。當時,文昌縣的男女老少上千人,啼哭著將賀沚送到郊外,由于人多,導致交通擁堵,馬車無法行駛,賀沚下車來慰勞一番,與眾人一起涕泣,人人都淚濕衣襟,文昌的父老子弟還是舍不得他離開,竟然跟在車后,“復馳二百余里”,來到??诟圻呴焺e賀沚,相互擁抱涕泣。他上船后,文昌士民一直目送,仍是不愿賀沚離去,“自是以來,未之前聞也”。
依據王弘誨的文字,賀沚除了創(chuàng)辦玉陽書院,至少還為文昌做了10件事。
賀沚到任次日,就發(fā)文告禁止“淫祀”,反對民間迷信活動,“于是庶士蹌蹌,庶民廩廩,謂神君在,毋及丹書”。
對于長年暴征民田賦稅的機構,賀沚則罷黜鄉(xiāng)里的小官小吏,至于征運的吏員也全部革除,由民眾自行輸送,以免官吏長期侵害老百姓的利益。
聽辨訴訟,賀沚則弄清雙方事實,謹慎判斷真?zhèn)?,更不讓犯事者以錢財贖罪,逍遙法外,玷污了司法的公正。
王弘誨認為,賀沚在這些方面表現出了其“廉”的一面。
此前文昌民風慵懶,應當去除的成分太多,為了警戒不良之輩,賀沚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殺人放火者、強行入室者、玩弄文字曲解法規(guī)者、搶劫盜竊者的懲戒條規(guī)。
賀沚還公開公示民眾的田畝和歲賦數額,使得辦事的吏胥不敢上下其手,“兩造當前,洞若觀火”。
案頭上沒有過夜的公文,監(jiān)獄里沒有蒙冤的民眾,老百姓都為賀沚的執(zhí)政能力表達出真摯的欽佩之情。
王弘誨稱,這些成績都是賀沚其人“才”的一面。
及至縣里遭遇旱災,賀沚的惻隱之心和慈祥情懷更是有目共睹,他減少膳食,步行禱告,形容枯槁,終于求得了甘霖;對于受災嚴重的民眾,賀沚則進行賑濟。
老百姓犯了過錯,賀沚從未急于斥責訓誡,而是委婉地諄諄教誨,務必打動他們天性中的良知。于是民眾都洗心滌慮,父老則告誡子弟說:“你們要循規(guī)蹈矩,不要為非作歹,傷了父母官的好心?!?/p>
王弘誨在碑文中說,這是因為賀沚執(zhí)政本乎“循良”,而出于“由衷”,因而民眾也以赤誠之心相待,“其始至境內,則杲杲然如賓出日,既則熙熙然如登春臺,又則陶陶然如飲醇醪,政成則呱呱如赤子之戀慈母?!?/p>
此外,如修繕學舍,擴充學田等振興教育的事,賀沚更是不遺余力;其門下生員,大多登科中舉,于是“庶士歌而庶人舞,一則曰:仁君吾父母也,一則曰:仁君吾師帥也”。
多年以后,賀沚致仕家居,61歲生日時,文昌士子還集體為他祝壽,《贈文昌縣尹賀定齋家居六十一壽序》一文今仍得見。賀沚也回贈一詩《寄文昌父老》:“年年修祝祝重來,此日祝詞曷為哉?豈有精誠通父老,愧無懷保及嬰孩。何堪杖履隨雙舄,難對離亭酒一杯。去也幾回成悵望,嶺頭遙寄五花梅?!?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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