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17日，22歲的中法交換大學生小奧(化名)在赴黃山過程中，不慎從高處墜落隨即意識喪失，22日下午，小奧被臨床評估為腦死亡。24日，在浙江省紅十字會的見證下，浙江大學醫(yī)學院附屬第一醫(yī)院OPO(器官獲取組織)完成了小奧器官的捐獻與獲取，并通過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(tǒng)，匹配移植給浙大一院和無錫市一院的四個病人。之后，小奧的兩個腎、一個肝和一對肺，挽救了四位垂危中國公民的生命。截至發(fā)稿時，四位受捐者狀況良好。27日，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，經(jīng)外交部轉(zhuǎn)遞了一封給法國駐華大使的致謝函，盛贊小奧家人的義舉。

　　從今年1月1日起，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，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。小奧父母正是在確認中國器官捐獻流程完全符合國際標準之后，才向院方提出捐獻意愿。中國的器官移植法治化，尤其是針對死囚的器官使用問題，一直都是國際國內(nèi)社會熱議的焦點。近日，北京青年報記者對中國器官移植發(fā)展基金會副秘書長莊一強就相關問題進行了采訪。

　　關于小奧捐獻事件

　　北青報：小奧是第一個給中國公民捐獻器官的外國人嗎？

　　莊一強：迄今為止，有兩位外籍人士在中國逝世后捐獻器官，小奧算是第二個，去年，還曾有一位美國人，在北京兒童醫(yī)院去世后捐獻器官。

　　北青報：既然不是首例，“小奧事件”為何引起這么大的反響，甚至還上升到外交層面？

　　莊一強：小奧事件廣受關注，是和該事件發(fā)生的時間節(jié)點密切相關的——他是中國向世界承諾自今年1月1日起不再使用死囚器官后，第一個給中國公民捐獻器官的外國人。

　　北青報：在給法國駐華大使的致謝函中有段話這樣寫道，“當?shù)弥袊鞴倬璜I與移植委員會已經(jīng)宣布從2015年1月1日起，將公民自愿捐獻器官作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，中國器官自愿捐獻流程完全符合國際標準流程之后，其父母主動向院方提出自愿捐獻小奧的器官并知會法國大使館”。這是否意味著，小奧父母的“義舉”是在中國承諾拒用死囚器官的前提下進行的？

　　莊一強：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獻的器官與死囚器官混在一起，公民的捐獻意愿就會大打折扣。在很多外國友人看來，將自己的器官捐獻和死囚的器官使用混為一談，是非常恥辱的一件事。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獻器官和死囚器官的使用放在一起，對于自愿捐獻者來說，這難道不是一種精神傷害嗎？

　　中國把公民捐獻作為器官供體唯一來源以來，第一例國際友人器官捐獻的出現(xiàn)，用實例證明了中國目前的器官捐獻流程已經(jīng)符合國際標準，并與國際有效接軌。

　　關于禁用死囚器官

　　北青報：相關信息顯示，中國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國。在很長一段時期內(nèi)，因中國公民自愿捐獻器官數(shù)量較低，死囚器官成為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，情況如何？

　　莊一強：從20世紀80年代至2009年，中國公民自愿捐獻器官僅120例。我國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，同時，死囚器官又是器官移植的重要來源。2005年，在世界衛(wèi)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(qū)的衛(wèi)生高層會議上，中國政府首次承認器官移植供體來自死囚的事實，并向世界表明了改革的決心。近年來，盡管我國頒布了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(guī)，但由于缺乏自愿捐獻器官的正規(guī)渠道，公眾“捐獻無門”，死囚器官依然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我國器官移植65%以上源于死囚器官捐獻。

　　北青報：使用死囚器官的情況，在其他國家發(fā)生過嗎？

　　莊一強：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器官移植發(fā)展過程中，都有過使用死囚器官的歷史。后來，這些國家建立了公民自愿捐獻體系，也就禁止了死囚器官的使用。

　　世界衛(wèi)生組織將中國列為移植器官來源不明的國家，多年來，國際醫(yī)學界對中國醫(yī)生實施“三不”、“二被”學術制裁：不允許在國際會議上發(fā)言、不允許在醫(yī)學期刊發(fā)表論文、不批準成為世界器官移植學會會員，在國際上，中國器官移植醫(yī)生處于被鄙視、被孤立的境地。

　　北青報：國際社會禁用死囚器官的初衷是什么？

　　莊一強：其實，中國使用死囚器官，并非毫無依據(jù)。死囚也是公民，法律并未剝奪其捐獻器官的權(quán)利。不能排除有些死囚在被執(zhí)行死刑前，確實幡然悔悟，同意自愿捐獻器官。不能因為他們的罪犯背景，就有所區(qū)別和歧視。死囚假使自愿捐獻器官以贖罪，當然應該鼓勵。我國法律一直規(guī)定，嚴禁違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體器官。從理論上說，死刑犯的器官捐獻在程序上需其本人或家屬同意。但問題是，一個失去自由的人，你怎么保證他(她)發(fā)出的捐贈聲音是“絕對自愿”的？從媒體曝光的個例看，我國死囚和家屬的權(quán)利保障機制極為脆弱，也的確存在著“被捐獻”的情況。

　　在中國，此前一直采用“由地方司法部門與移植醫(yī)院獲取死囚器官”的方式，這種操作模式既不科學、也不透明，神圣的器官移植有時變成了權(quán)力尋租的骯臟金錢交易、變成了滋生腐敗的溫床。人體器官來源混亂，非法買賣器官盛行。死囚器官的濫用，不僅成為醫(yī)學界的恥辱，更是國家的恥辱。

　　我認為，社會的邊緣人不應天然地淪為法治的局外人。憲法保障公民的人格權(quán)利不受侵犯，死刑犯亦然，其器官不能被任意剝奪。取消死囚器官獲取勢在必行。

　　北青報：除了國際社會詬病外，國內(nèi)現(xiàn)實環(huán)境是否也難容死囚器官濫用繼續(xù)下去？

　　莊一強：當然。隨著司法部門“少用、慎用”死刑，死刑判決逐年減少，死囚器官的使用也遲早面臨“枯竭”。如果不擺脫對死囚器官的依賴，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(yè)終將成為“無源之水”。

　　關于公民自愿捐獻

　　北青報：中國在承諾取消死囚器官使用的“倒計時”期間，做過哪些努力？

　　莊一強：2007年，衛(wèi)生部將600多家器官移植醫(yī)院減少到169家，并且限制境外人員“移植旅游”。2010年，衛(wèi)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啟動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獻試點工作。2013年11月，中國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技術應用委員會發(fā)表“杭州決議”，要求嚴格使用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(tǒng)(COTRS)實施器官分配。去年3月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成立。經(jīng)過不懈努力，我國已經(jīng)初步建立了公開透明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制度框架。

　　2014年，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取得重大突破，實現(xiàn)近1700例捐獻，成功完成了5000個大器官移植。加上親體捐獻，2014年我國80%以上的移植器官來自公民自愿捐獻(包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獻和直系親屬活體捐獻)。只有約五分之一的器官移植，使用的是死囚器官。

　　北青報：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接受采訪時曾經(jīng)談到，8年摸索，我們存在的有法不依情況太多了。中國的“死囚器官零使用”承諾，靠什么“作?！保楷F(xiàn)有制度設計，由誰來監(jiān)管？

　　莊一強：一方面，解決器官供體短缺問題，只有通過透明的途徑才能真正實現(xiàn)。而且，這個透明不是單一的，除了包括器官來源的透明，更應包括去向的透明。另一方面，立法應該跟上。至今為止，我國只有一部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，它只規(guī)范了器官移植方面的問題，而缺失了對器官捐獻問題的規(guī)范，應該進一步修訂為《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條例》，最終上升到《公民器官捐獻與移植法》才能滿足現(xiàn)實需要。否則，現(xiàn)實中的違法現(xiàn)象很難監(jiān)管到位。只有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器官捐獻體系，才能讓更多公民打消疑慮，義無反顧地加入自愿捐獻者行列，把最后的“生命禮物”留給世界。

　　北青報：放棄死囚器官使用，會不會出現(xiàn)“人體器官荒？”

　　莊一強：我堅信，未來3到5年，中國有望以無可爭辯的倫理學標準，成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國。

　　試想，美國有300多家移植醫(yī)院和中心，每年開展約2.5萬例器官移植。我國能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(yī)生只有幾百人，具有器官移植資質(zhì)的醫(yī)院只有169家。中國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萬人，即使只有1‰的捐獻，也有6000人。按照平均每人捐獻3個器官計算，可以進行1.8萬例移植手術。

　　北青報：記得“復旦投毒案”二審開庭時，被告人林森浩曾當庭表示，如果最后不能免死，他將無償捐出自己的器官。但從1月1日起，中國禁止使用死囚器官。他的遺愿還能實現(xiàn)嗎？

　　莊一強：無論是死囚，還是普通人，都擁有自行決定是否捐獻器官的權(quán)利。死囚也是人，如果他(她)愿意死后捐出器官，社會當然不該有所歧視。但是其前提，一定是“出于自愿”。毫無疑問，林森浩的承諾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、毫無外來壓力的情境下作出的，但是根據(jù)有關規(guī)定，器官捐獻除了本人意愿之外，還必須得到所有直系親屬的書面同意，只要有一個親屬不同意，都不能捐獻。所以，林森浩能否捐獻成功，還是個未知數(shù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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