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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對案件的定性和判決有足夠的邏輯支撐，如果能夠在法律的專業(yè)知識與大眾的樸素正義觀之間搭建起順暢的溝通橋梁，也就更容易增強司法結論的可接受性和權威性。

　　備受社會關注的大興摔死女童案昨日公開開庭審理，涉嫌摔女童的被告人韓磊被控故意殺人罪。庭審中，檢方建議對韓磊判處死刑，但韓磊說并不知道是嬰兒車，不知道里面有個孩子。

　　該案自披露以來，便招致輿論對被告人的強烈譴責，摔死女童的殘酷事實早已讓輿論對其“定了罪”。在這樣的輿情環(huán)境中，被告人的辯解不僅顯得蒼白無力，而且令網民發(fā)出諸多難以容忍的責罵。這樣的情緒值得理解，但回歸到法律理性層面，無論被告人提出多么荒唐的理由，都是法律賦予其自我辯護的正當權利。我們不能因為犯罪行為的惡，而剝奪被告人辯解的機會。

　　對于司法機關而言，給予并尊重被告人辯護的權利，乃是最基本的理性。至于是否采納，則依賴于法官的審裁。法律只能根據客觀的證據作出合乎邏輯的推理。法官在本案中的責任就在于：從控辯雙方的對抗中發(fā)現真實信息，在客觀的證據認定基礎上重構案件的法律事實，并嚴格按照定罪的法治規(guī)則進行合乎邏輯的判斷和裁定。

　　這樣說并不是要為誰辯護，而是基于一種擔憂：如果司法裁判不注重說理性，法官在判決書中根據證據還原事實的能力不夠，依據法律規(guī)范進行推理適用的邏輯性不強，那么公眾就看不出判決是基于什么樣的邏輯作出的。在輿論的壓力下，法院不能忽略判決的邏輯性，即便不采納被告人看似荒唐的辯解，也應當說明理由。倘若判決呈現出的是一種事實與結論割裂的狀況，司法結論便容易滑入親近輿論的指摘，也很難贏得社會理性的認同。

　　我們或許應當追問類似犯罪的根源，但司法機關無需探尋被告人當街摔童的戾氣從何而來，法官的職責在于判定有罪還是無罪、罪輕還是罪重。如果對案件的定性和判決有足夠的邏輯支撐，如果能夠在法律的專業(yè)知識與大眾的樸素正義觀之間搭建起順暢的溝通橋梁，也就更容易增強司法結論的可接受性和權威性。

　　正是在這一點上，無論該案最終判決如何，我們關心的不光是作為結果的具體罪名和刑罰，我們更應關注法官在裁判中所能還原出一個什么樣的事實圖景，構建起一個什么樣的說理性邏輯路線。只有這樣的判決，才能讓被告人心服口服，也才能在社會大眾面前贏得權威。